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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瞿振元，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中国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
【摘要】
当前，世界格局百年巨变催生国家战略重构，国家战略需求跃升推动教育使命升级。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全方位比拼，而支撑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是文化。教育在大国竞争中扮演着基础性、先导性与支撑性的关键角色。教育强国战略的提出，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其核心目标是全面提升教育质量与效能，为国家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文化昌盛以及人类文明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
【文本引用】
瞿振元：教育强国的文化价值[J].教育研究,2025,46(06):22-28.
当前，世界格局百年巨变催生国家战略重构，国家战略需求跃升推动教育使命升级。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全方位比拼，而支撑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是文化。教育在大国竞争中扮演着基础性、先导性与支撑性的关键角色。教育强国战略的提出，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其核心目标是全面提升教育质量与效能，为国家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文化昌盛以及人类文明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教育强国建设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价值，更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深入探究教育强国的文化价值，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教育理论体系，深化对教育本质属性及其多元功能的理解与认识；有助于为国家制定更加合理可行的教育政策、文化政策以及科技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有助于增强学校的文化自觉，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历史进程中，更需高度重视文化的重要性，充分发挥文化的独特价值，从而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增强国家的整体实力与国际竞争力。
一、教育文化禀赋的理论根基
在中西方的不同文化体系中，教育的文化禀赋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形态，分别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出发进行梳理总结，能够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教育文化禀赋的理论根基，从而进一步厘清教育强国的文化价值。
（一）西方文化视角
西方文化将教育视为其核心组成部分，通过教育思想、制度与实践进行文化传承并塑造价值体系。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对话”和“哲学思辨”培养公民理性与美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强调教育是城邦文化存续的基础。中世纪教会学校以神学、“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数、几何、天文、音乐）为核心，将基督教价值观通过教育制度化，大学（如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成为经院哲学与神学文化的载体。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夫斯（Juan Luis Vives）、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倡导古典学问与道德修养结合，推动世俗文化复兴。启蒙运动中，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爱弥儿》中提出“自然教育”理念，康德（Immanuel Kant）将教育视为人之为人的自由意志培养，使教育成为理性主义与科学精神的文化根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进一步强化了教育的文化塑造功能。工业革命后，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创办柏林大学，强调教学与科研的统一，将科学精神与批判思维确立为现代文化的核心。美国的公立学校运动通过普及义务教育，将民主、平等等文化价值观念融入教育体系。宗教改革与世俗化进程中，新教教育与世俗教育并行，共同塑造了西方文化中的个体主义、契约精神与技术理性。20世纪多元文化主义兴起后，教育更是被视作文化认同与社会整合的工具，例如，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强调包容移民文化。此外，欧洲的公民教育倡导普世价值，体现出教育与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的动态互动。
教育在西方文化中始终发挥传承文化和塑造文明的重要功能。从古希腊的城邦精神到中世纪的基督教伦理，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到现代的民主价值观，教育不仅是知识传递的载体，更是文化基因的“编码器”与价值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通过不断完善整体教育制度、具体课程内容与教育哲学理念，不仅实现了西方文明中理性传统、个体自由、科学精神等文化内核的代际传递，而且在不断回应时代需求的过程中推动了文化的革新与特定思想观念的全球传播。
（二）中国传统文化视角
中国古代也将教育视为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样通过制度、思想与实践将其深度融入文化传承与发展体系。自周代起，“六艺”教育（礼、乐、射、御、书、数）已将文化知识与道德规范结合，形成系统的文化传承载体。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私学打破贵族垄断，以“有教无类”推广儒家文化，诸子百家通过教育实践推动文化思辨，奠定“以文化人”的传统。汉代“独尊儒术”后，太学与科举制度将儒家经典官方化，通过考试增强文化统一性，使教育成为维护文化正统、塑造士人阶层文化认同的核心工具。宋明理学经书院讲学重构儒家价值观，推动文化思辨深化。明清实学思潮批判科举空疏，倡导经世致用，拓展教育内容至实用知识领域；同时，民间蒙学、家训与社学将伦理规范渗透至基层民众，形成“文化入俗”的广泛认同。
在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教育作为文化认同的纽带，既通过官学、科举维护文化统一，又借助私学实现文化基因的传承。其本质是“以文化人”与“以人传文”的双向过程，不仅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而且推动文化在批判与革新中演进，体现了工具性（培养人才）与价值性（道德塑造）的统一，为后世提供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范式。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
马克思主义将教育视为文化的组成部分，认为教育是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承担着意识形态塑造与文化传承功能。马克思强调，教育会生产不同的劳动能力，可能成为阶级固化的工具。因此，要改造旧的教育制度、发挥教育的文化价值，克服资本主义的教育造成的人的异化和片面、畸形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列宁则强调教育需服务于无产阶级文化构建，通过工农教育普及科学知识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使教育成为新文化体系的传播载体。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将教育作为革命的重要手段。党的一大决议明确提出，“劳工补习学校应逐步成为劳工组织的核心，所授学说，最重要的是应能唤醒劳工觉悟”，强调教育对劳工群众思想觉醒的重要性。毛泽东曾提出经典论断：“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突出强调教育在革命斗争中的文化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明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作为培养文化认同的核心内容，把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作为教育教学的主体内容，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六大报告把教育部分列入“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一章中，表明了教育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属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理论，教育作为文化基因的“编码器”与人类文明对话的“桥梁”，更是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弘扬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服务。从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教育始终承担着文化传承、精神引领、新人培养的崇高使命。
马克思主义一直将教育视为文化的关键载体，中国共产党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强调通过教育发展和革新文化，并借助文化资源滋养教育实践。其本质是将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建设、民族精神塑造与文明形态演进的关键机制，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培养赓续，使教育成为连接文化传统与文明发展的纽带，推动文化在传承中实现创新性发展。
二、教育强国与文化强国的逻辑关联
文化事关国本、关乎国运。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方向，强调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党的十八大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列为国家战略，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建设与民族复兴的紧密关联。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文化强国”有了可感可及的具体任务，明确了“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核心内容；提出了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对内凝聚精神力量、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具体要求。
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在人。人是文化传承的“活态载体”。文化离开了人，也许就是文物；文化有了人，才是活生生的存在。因此，文化的传承创新，根本在以人为中心的教育。纵观人类文明史，文化基因延续的关键便是教育。正如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教育本质上是社会文化再生产的制度化机制。这种文化再生产在我国的教育实践中便体现为通过教育所培养的人将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代代相传，文化血脉也由此得以赓续。但这种代际传递并非简单的复制，而是通过教育者的价值选择，实现对优秀文化精髓的继承与升华，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延续和进步。因此，教育强国与文化强国具有深层的逻辑关联，教育强国建设以文化为基础，文化强国建设以教育为动力，二者相互协调、互动共进。
生生不息的社会生活是文化创新的不竭源泉和根本动力，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文化创新十分重要的直接力量。一方面，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军，其活跃的研究行为本身就是文化创新活动，其研究成果也直接表现为文化创新成效；另一方面，学校培养的人才也能为社会的文化创新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不仅如此，教育还是文化传播的有效渠道。教育的国际交流，实质上就是文化交流。教育通过知识共享与价值对话，驱动跨文化交流传播，突破地理与语言壁垒，推动文明从“单向输出”转向“共生共创”。
三、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的文化诉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专章部署，一体谋划，明确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从表面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只是三者之间的协同互动问题，但从深层看，三者管理分属不同部门，目标追求不尽相同，价值理念不尽一致。文化是解决矛盾、实现三者有效协同的重要因素。
文化为教育、科技、人才的协同创新实践提供内在驱动，是成果转化的价值归宿。文化作为民族的精神命脉，为三者的有机融合提供了深层次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也为三者的协同创新提供了土壤。
首先，文化为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供协同的思想基础。文化作为民族的精神基因和社会发展的深层密码，构成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协同发展的精神内核。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理念，直接影响了现代教育对科学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双重培养，“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为科技创新提供了精神动力，“厚德载物”的包容理念则为人才培养确立了道德基准。此外，文化认同还能够增强协同动力。文化认同作为民族共同体最持久、最深沉的精神力量，通过构建共同的价值坐标和情感纽带，为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内生动力。这种动力机制既体现为认知层面的价值共识，也表现为实践层面的行动配合。在认知层面，共同的文化认同能够凝聚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共同目标，当不同群体共享相同的文化价值观时，更易形成协同创新的合力。在实践层面，共同的文化认同易于培育协同发展的创新生态，构建文化引领的协同机制。
其次，文化为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供共同的价值引领。第一，教育需要文化滋养。教育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核心载体，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价值观的塑造，其健康发展必然需要文化的深层滋养。这种滋养不仅体现在教育内容的丰富性上，更深刻影响着教育理念的形塑、教育实践的创新以及教育价值的实现。文化对教育的滋养是一个从精神内核到外在表现的系统性过程。教育必须扎根文化土壤、汲取文化养分、彰显文化特质。只有在文化的持续滋养中，教育才能保持其生机与活力，培养出既有文化底蕴又能开拓创新的时代新人。第二，科技需要文化指引。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其发展方向和应用方式亟须文化的价值指引。这种指引不仅关乎科技创新的伦理边界，更深刻影响着科技发展的根本目的和社会效益。这也意味着，科技创新必须立足文化根基、遵循价值规范、服务文明进步，科技发展若脱离文化价值，便可能导致技术滥用或伦理危机。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唯有充分发挥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才能使科技真正成为造福人类、推动文明进步的积极力量。第三，人才需要文化浸润。人才的培养不仅是专业技能的提升，更是综合素质的养成。人才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其成长过程必须经历文化的深度浸润。这种浸润不仅能塑造人才的精神品格，更决定着人才的创新能力和价值观念。文化对人才的滋养是从内在修养到外在能力的系统性塑造过程。文化中的价值观、信仰、思维方式等，都深刻影响着人才的成长轨迹。
再次，文化为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支持。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土壤，为教育、科技、人才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物质文化层面的基础保障、制度文化层面的规范引导和精神文化层面的价值引领，共同构成了三要素协同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一方面，文化环境促进协同创新。文化环境作为创新活动的孕育土壤，为教育、科技、人才的协同创新提供了系统性支撑。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进程中，需要特别注重创新友好型文化环境的系统性建构，既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创新智慧，又要吸收世界先进创新文化成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同创新文化生态。另一方面，文化交流推动协同发展。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交流已成为推动教育革新、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动力，成为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的重要桥梁。通过跨文化对话与合作，不同文明间的智慧得以融合，为教育、科技、人才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机遇。深化文明互鉴，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创新网络，使教育、科技、人才在文化交融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协同发展，不仅是国家战略的需要，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选择。
四、教育强国建设中的文化自觉
建设教育强国、发挥教育的文化价值，必须坚持文化自觉。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换言之，文化自觉就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费先生强调：“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接触并理解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并做到文化自觉。
当下，在教育强国建设中，文化自觉不足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
一是文化自信不足。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频繁，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西方文化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和传媒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在这种文化冲击下，部分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不足，出现文化认同偏差，造成对西方文化的盲目追捧和对本土文化的漠视，导致本土文化在他们心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文化认同不足会对教育强国建设产生负面影响，导致教育目标和教学内容偏移，难以培养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民族自豪感的优秀人才。
二是教育功利化倾向严重。教育功利化倾向表现在教育的各个层次。义务教育阶段的部分学校办学方式较为功利和短视，导致学生学业压力过大，内卷现象严重，且利益相关者都深陷这种文化环境，无力改变。功利化的培养目标使学生成为“考试机器”，缺乏对知识的真正热爱和追求。职业教育则过于强调职业技能的培训，忽视了对学生职业道德、文化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成为只会操作机器的工具，难以适应未来社会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高等教育领域也存在急功近利追求产出科研成果的问题，“五唯”现象突出，忽视了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此外，教育功利化思想也已影响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例如，课程设置忽视思想和文化教育，文化类课程被边缘化；课程内容过分重视实用性，忽视基本素质的提高。教育内容的功利化导致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缺乏文化底蕴、人文素养、持续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导致学生在毕业后难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同时，教育评价体系的功利化也进一步加剧了教育过程的功利化趋势。教育的功利化倾向反映出对自身优秀文化基因的忽视，盲目追求教育的短期效果也暴露出教育实践缺乏对文化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过程。
在这个动荡不安、快速变化的世界里，建设教育强国，必须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教育承担着光荣的文化使命，只有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从教育理念更新、师资队伍建设、教学内容方法改革、文化设施完善、治理体系改革以及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多个方面入手，持续深化改革、加强建设，方可达成目标。
五、发挥教育强国文化价值的实践路向
教育是强国兴起的关键要素。这种关键性的作用是全方位的，并不局限在科技创新等特定方面。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教育同样发挥着战略先导的关键作用。充分发挥教育强国的文化价值，应作好如下五方面工作。
一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中华文明精神命脉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系统构建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将典籍精华、历史智慧、非遗技艺有机融入现代教育全过程，筑牢民族文化基因传承根基。
二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系统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阵地，承担着价值引领的时代使命。通过贯穿大中小学各学段的文化教育，涵养精神品格，构建学生成长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价值培育体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是推动文化创新。教育强国建设为文化创新注入持续动能。通过构建学科文化研究平台，促进传统智慧与现代文明的对话转化，激发文化创新内生动力。依托教育体系培育文化新业态，推动数字技术、创意设计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拓展文化发展时代维度。完善文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在艺术教育、文化管理等专业领域深化产教融合，培育既通晓文化规律又掌握现代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和创新源泉。
四是滋养科技创新生态。教育体系承载着科技与人文融合发展的战略功能。通过将人文精神融入科技之中，为技术注入人文底蕴，从而营造创新文化环境，传播科学思想方法，开启科技创新之门，最终促进创新人才不断涌现，创新成果持续迸发。
五是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教育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纽带。通过构建政府合作、国际组织协调、校际联合、民间交流和学术沟通等多种教育合作机制，加强各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交流，不断增强情感沟通、文化理解和文明互鉴，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扎实前行，科技成果不断涌现，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阔步前进。在这一进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提高教育强国建设中学校的文化自觉。学校教育的目标不应只是使学生掌握专业知识、获取谋生能力，更应在于以文化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涵育健全的人格、良好的审美情趣、深厚的人文素养和扎实的创新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此外，还要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的政策设计中，重视文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独特作用，更充分地发挥教育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