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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岳昌君，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邓峰，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副研究员。
【摘要】
高校毕业生就业是一个涉及学生端、高校端和用人单位端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实现就业率考核制度促进高校提升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需立足供需两侧协同治理框架，精准剥离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影响，科学评估高校就业促进工作的实际成效。借鉴消费者物价指数与教育测量等值技术，建构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动态监测毕业生就业需求侧波动，研究发现，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在考核实施初期快速攀升后趋于高位平稳，新冠疫情期间，高校就业促进政策有效促使指数逆势回升；基于供需两侧联动机理分析，新冠疫情对2021届毕业生就业率造成9.6个百分点的负向冲击，而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提升贡献了4.4个百分点的反弹增量，有效缓冲了就业率的波动；回归模型证实，劳动力市场吸纳能力是就业率的核心决定因素，高校仅承担部分绩效责任。切实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须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监测体系，有效提升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引入增值评估确保高校就业促进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通过推行数字赋能的就业工作模式，构建精准就业服务体系，增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关键词】
高校毕业生就业；劳动力市场景气；高校就业工作绩效
【文本引用】
岳昌君,邓峰：高校就业工作绩效考核评价——基于毕业生就业供需两侧协同治理框架[J].教育研究,2025,46(06):49-60.
随着1997年全国高校就业分配制度全面并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教育体制改革的要求、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机制自身改革的要求、新兴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共同催生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监测制度的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不只是一个简单描述毕业生就业状况的百分比数字，它既是评价高校就业服务工作成效的量化依据，也是促进高校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坚持依靠发展促进就业”，“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1999年，教育部首次公布毕业生一次就业率，旨在督促各高校提高办学质量。2002—2004年，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印发使我国逐步建立起以就业率为核心指标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报告、公布、督查和绩效评估制度，将毕业生就业率与高校发展挂钩，如年度招生计划、课程设置、专业结构、教学工作评估、政绩考核、教育经费核拨、新增学位点审核等。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高校就业工作考核制度对于提升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中强调，将就业状况作为办学资源配置、教育质量评估、招生计划安排的重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健全就业目标责任考核机制和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就业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派生性需求，与国家的经济形势和产业结构有密切关系。本研究利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历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以高校毕业生就业监测体系为研究对象，旨在系统分析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互动链接关系，厘清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与高校就业工作绩效考核表现对毕业生就业率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视角
随着高校扩招的推进，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稳步增加，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初期，虽然我国经济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后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但是高校毕业生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简称GDP）的增长速度，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凸显，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其关注也愈加广泛。
（一）高校就业工作绩效考核的现实需求
我国目前运行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监测体系依然以毕业生就业率为核心指标。教育部就业状况监测系统最初的统计数据都来源于高校。按照现行的就业率考核机制，高校要对毕业生就业率降低承担绩效问责的后果。坎贝尔定律表明，当单一的量化指标被用来制定或者评估社会政策时，这个指标越偏数字化，它所要关注的社会过程越有可能被扭曲或者干扰。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教育部对就业率考核的双重压力，部分高校可能在上报就业率时采取各种形式的弄虚作假手段。
就业率统计缺乏公信力很可能误导国家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判断和政策制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以下简称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得大学生就业市场供需两端均受到影响。为了确保就业数据真实准确，也为更好地反映各种就业扶持政策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实际效果，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2023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的通知》，要求健全就业监测机制，各地各高校要规范做好毕业生去向信息报送，加强数据核查，严格落实“四不准”、“三不得”要求，还要求各学校之间、学院之间开展交叉互查等方式，以更好地监控就业数据的真实性。
新冠疫情暴发至今，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一直都很严峻。在各类社会突发事件叠加导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下滑的情况下，能否据此否定高校各项就业促进措施的有效性？如果只将就业率的绝对水平作为考核就业工作的决定性指标，高校采取的相关应对措施都可能被一票否决，这将极大挫伤就业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以往研究缺乏对劳动力市场中高校毕业生需求侧波动状况的准确描绘，毕业生就业率的波动受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影响状况一直不得而知，因而高校很多创新性人才培养和就业指导与服务措施的真实效果也难以准确评估。
（二）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的编制需要
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可以衡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态势，对指导和制定就业经济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参照利用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CPI）调整名义收入从而获得实际收入，以及利用试卷难度系数调整原始分数从而获得校正分数的方法，本研究在得到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后，也可以利用同样的分析策略获得高校绩效就业率。
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在2000年首次公布企业劳动力景气指数。2010年前的研究将就业景气的影响因素主要归结为宏观经济因素。2010年后的研究视角更加广泛，进一步囊括了技术、物价、劳动者再生产成本、供需匹配等影响就业景气的相关因素。国内研究者在大学生就业景气指数的建构方面做过很多有益的尝试。有研究基于大学生就业弹性系数与就业效应的分析对浙江省大学生就业景气指数进行研究。“中国就业市场景气”（CIER）指数发布的《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2021年四季度高校毕业生景气指数降至0.88。还有研究利用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就业状况和公共就业服务4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以及21个三级指标，并运用主成分分析和特征值分解对各指标权重进行赋值，编制了广东省大学生就业景气指数。
上述大学生就业景气指标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动态地反映大学生就业现状和需求的变动趋势。扩招后我国经济发展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相对平稳，然而，以往研究得出的就业景气指数波动较为剧烈。比如，浙江省1999年至2009年大学生就业弹性系数的波动范围为-0.08～3.53，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出现在2007年和2002年；高校毕业生CIER指数在2018年至2022年的波动范围为0.53～1.74，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出现在2022年第二季度和2018年第一季度，两极值之间的比值高达3.3∶1。对高校而言，针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教学改革、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体系一直在持续改进和完善中，其就业工作绩效指数不应出现不规律上下波动的状态。传统基于就业弹性系数法、简单供求对比以及指标合成法构建的就业景气指数波动幅度过大，将其代入公式（3）中必然导致最终的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出现不合理的波动。因此，高校就业率考核有效实施的前提条件就是编制能够描述不同年份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程度变动的指标，在对毕业生就业率变动进行合理归因的基础上，科学评价高校就业工作提升毕业生就业率的绩效表现。
二、高校毕业生就业供需两侧指数建构
（一）数据与变量
为及时准确了解我国高校扩招后的毕业生就业状况，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先后于2003年、2005年、2007年、2009年、2011年、2013年、2015年、2017年、2019年、2021年进行了十次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抽样调查，并建立起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数据库，为考察我国高校扩招后毕业生就业特点与变化趋势、健全高校就业促进机制提供数据支持。从《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趋势研究报告》可以看到历次调查的抽样方法、调查工具以及就业趋势的分析。
教育部自1999年提出统计并公布初次就业率以来，对“就业”二字的定位也逐步变得更加明晰。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出现的新情况，《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与核查工作的通知》规定，从 2021届起，“就业率”统计变更为“毕业去向落实率”统计，主要考察深造和就业毕业生数量占毕业生总数的比例，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就业主要指劳动者同生产资料进行结合，从事生产劳动并获得报酬或者其他经营性收入的活动。国家统计局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就业、失业的相关统计标准，将16岁及以上人口划分成就业、失业和非劳动力三种类型。非劳动力是指16岁及以上既不属于就业人口也不属于失业人口的人，比如，没有工作意愿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是不会统计到失业率当中的。因此，调查失业率的计算公式为：
本研究也将不属于纯粹就业范畴的去向类型，如升学、出国等，从就业率计算公式中剔除，暂不就业群体由于缺乏就业的主观意愿，也被从就业率计算公式中剔除，从而更加准确地反映高校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状况，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统计报告工作的通知》确定每年9月1日、12月30日为毕业生就业率和待就业率定期报告时间。北京大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抽样调查的对象为应届毕业生，调查时间是当年的6月份，本研究报告的就业率是毕业生离校前的就业率，因此，就业率统计在绝对值上会低于教育部统计的9月1日就业率和12月30日就业率的数值。
（二）基于就业供需两侧的分析框架
高校毕业生就业一头连着高等教育，一头连着劳动力市场，其中，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构成了大学生劳动力市场的主体，两者之间的供需及匹配关系是影响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程度的主要因素；高校和大学生则构成了高等教育系统的主体，高校的人才培养、结构调整及就业服务等活动成为影响高校就业工作绩效的主要因素。本研究立足供需两侧协同治理新格局，以科学的方法推动劳动力市场和高等教育系统两侧协同发力，有效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局面。
本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的建构与变动趋势分析，利用北京大学2003—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建立一个动态化、定量化、具备可比性的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客观地描述高校扩招后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活跃程度变化的态势。高校负有绩效责任的并不是就业率的绝对水平，而应是就业率的提高幅度。在获得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的前提下，本研究进一步关注的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考核的绩效评估结果，以数字化的形式描述高校各项工作对毕业生就业率的增值效应。
（三）就业供需两侧指数的建构与变动趋势
1. 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变动趋势
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能直观反映劳动力市场对毕业生就业吸纳能力的强弱，有利于政府管理部门和高校做出相对应的政策调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是公式（3）中唯一的已知变量，需要先求解出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才能在此基础上推进后续的高校就业工作绩效评估和景气预警研究。
前述研究将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操作定义为高校毕业生成功求职的难易程度，参考CPI指数建构和试卷难度等值技术，利用多值倾向评分匹配（multi-value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方法并结合逆概率加权（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ing）对样本进行权重调整。在“强忽略假设”（strong ignorability）成立的前提下，可以认为经过权重调整后，样本中不同年份的高校毕业生都是同质的，其求职结果的差异均来源于劳动力市场景气程度的不同，从而将2003年至2015年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程度转换到同一量纲上。
本研究继续沿用毕业生年份选择方程的变量与多元逻辑斯特回归模型，与预测毕业生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年份的变量选择完全一致，主要包括地区层面、学校层面、学科层面以及个体层面的人口学特征、人力资本和家庭资本、就业观念等相关变量。利用多值倾向评分匹配方法并经过逆概率加权调整后，四组具备同质性的高校毕业生分别在2015年、2017年、2019年和2021年进行求职，其求职成功率分别为83.19%、86.60%、83.09%和73.23%。（见表1）
前述研究考察了2003年至2015年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的变动趋势，以2003年作为基期100，2015年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达到最高值，为125.10。本研究将2015年83.19%的就业成功率对应的劳动力市场景气值也设为125.10，从而推导出2017年、2019年和2021年的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分别为130.23、124.95和110.12。
2. 高校就业工作的绩效评估结果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是劳动力市场景气和高校就业工作绩效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确定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后，就可以确定就业率变动中有多少是由于劳动力市场景气变动引起的。将观测就业率与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代入公式（3）后，就会消除由于劳动力市场景气波动造成的就业率差异，此时绩效就业率的高低反映的就是不同年份高校就业工作对于提升毕业生就业率的绩效结果。
本研究以2003年为基期，当年高校的就业工作绩效设为100，表2显示，2005年的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为107.66，高校就业率考核制度的实施对于高校就业工作产生了7.66%的提升作用。然而，高校就业工作在2005年至2019年进入了一个平台期，绩效指数一直在107.66～110.93小幅波动。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造成严重冲击，在我国各级政府保就业、保民生政策的引导下，2021年高校就业工作绩效达到了116.12的最高值。
3.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与供需两侧指数的变动趋势
下图显示了2003年至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以及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的变动趋势，据此可以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变动进行归因。
首先， 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上升是受供需两侧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截至2003年6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仅为59.16%，主要原因在于当年的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和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都处于100的低位。2005年毕业生就业率反弹至76.23%，主要原因是景气指数提升至119.69；与此同时，高校就业率考核制度的实施导致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上升到107.66，供需两侧因素的共同作用有效提升了毕业生就业率。
其次，2005—2019年，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保持平稳态势，仅有小幅振动，因而对就业率变动的影响很小。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变动主要受需求侧因素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景气程度的变化直接影响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上下波动。观测就业率在2005年（76.23%）至2009年（63.29%）进入了下降通道，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从119.69下降至98.32。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在2009年（63.29%）至2017年（85.25%）阶段式不断攀升，主要原因在于同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从98.32持续提升至130.23。
再次，2019—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变动受到了供需两侧方向相反的影响。2018年后，国际贸易摩擦与新冠疫情对于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都产生重大的冲击，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进入新的下降通道。但是，就业率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从2019年的124.95下降至2021年的110.12，而高校应对新冠疫情的各项措施则使其就业工作绩效从2019年的109.43上升至2021年116.12的历史新高，从而对毕业生就业率产生了促进作用。
三、高校毕业生就业供需两侧的影响机制
高校毕业生就业是一个涉及学生端、高校端和用人单位端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变动受到劳动力市场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共同影响，但以往研究缺乏供需两侧系统性的功能联动研究。本研究进一步探讨图中显示的三条曲线之间的内在关系，将高校毕业生就业供需两侧的影响机制以方程的形式呈现。
（一）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机制方程
从供给侧看，高校某年份绩效就业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基准年份就业率是一个常数，即2003年高校毕业生59.16%的就业率。在此基础上，某年份的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越高，其观测就业率也越高；某年份的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越高，其观测就业率也越高。
2019年高校毕业生的观测就业率为80.89%。新冠疫情对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产生严重冲击，但如果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没有提升，而是继续保持在2019年109.43的水平，则劳动力市场景气波动会使得2021年毕业生就业率下挫到71.29%。新冠疫情期间高校就业促进工作的有效开展促使绩效指数上升至116.12，因而2021年的观测就业率为75.65%，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较71.29%的拟合值提升了4.36个百分点，从而使得2021年毕业生就业率相较2019年的结果最终下降幅度为5.24个百分点，没有因新冠疫情的冲击而出现更大幅度下滑。
（二）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变动的合理性分析
本研究一个令人鼓舞的发现是，在受新冠疫情冲击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下滑的背景下，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逆势上升。本研究发现的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变动趋势是否具备合理性和可靠性呢？
首先，将公式9再次整理可得到某一观测年份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的计算方程：
其中，观测就业率同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呈现正相关，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同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呈现负相关。在新冠疫情期间，观测就业率下降的情况下，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反而升高的条件在于观测就业率的下降幅度要小于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的下降幅度。本研究中，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从2019年的124.95下降至2021年的110.12，下降幅度为11.87%；相比较而言，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从2019年的80.89%下降至2021年的75.65%，下降幅度仅为6.48%，反映了疫情期间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的提升具备合理性。
其次，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波动的根本原因在于高校毕业生总数的增长同经济增长出现了不同步。扩招初期，高校毕业生总数年增长率远高于同期GDP年增长率，因而景气指数出现了下滑；2006年，教育部将招生数的年增长率控制在5%以内，2010年后，高校毕业生总数年增长率长期低于同期GDP年增长率，因而景气指数持续提升。反观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图中显示绩效指数呈现一种阶段式平稳上升的趋势，符合理论上对于其变动趋势的预期，即高校各项工作处于持续改善的过程中，因而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不应出现无规律的上下波动。2005年至2019年，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没有持续提升，在长达14年的时间内也没有出现不合理的下滑趋势，而是保持在110周围的小幅区间内上下振动，这表明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能准确反映就业需求端的变动，因此，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的结果具备可靠性。
（三）高校毕业生就业供需两侧指数解释力的比较
公式（9）表明，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和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都同最终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呈现正相关，但图中结果表明，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波动趋势同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更加契合。本研究以毕业生就业率为因变量，以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和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作为自变量，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比较两个系数对毕业生就业率的解释度。
由表3可知，当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单独加入模型1时，能解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92.0%的方差；当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单独加入模型2时，能解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36.8%的方差；当同时加入供需两侧指数时，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方差都能得到解释。
在模型1的基础上继续引入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绩效指数可独立解释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方差仅为8.0%；而在模型2的基础上继续引入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景气指数可独立解释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方差则为63.2%；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同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357，由两指数混合解释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方差为28.8%。因此，劳动力市场景气是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波动的主要因素，高校就业工作绩效对毕业生就业率起有限的促进作用。
四、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变动的归因分析
本研究发现，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在就业率考核制度实施初期有过小幅提升，然后在2005年至2019年间长期处于平台期，最后在新冠疫情期间再次提升，并达到历史最高值。由于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的变动缺乏足够的幅度，本研究不采用计量模型对绩效指数进行解释，而是对其变动趋势进行归因分析。
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我国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领域。高等教育内部存在多层次的质量影响因素，本研究将其粗略分为培养环节（包括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育教学等）以及就业指导环节（包括就业、创业教育以及就业指导与服务等）。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分别在2005年和2021年有过一定幅度的提升，考虑到人才培养的周期性和长期性，本研究将这两个年份就业工作绩效的提升主要归因于就业指导与服务体系的作用。2003年至2005年，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的提升主要源于积极应对就业率绩效考核开始实施带来的压力；2021年，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的提升反映了高校面对新冠疫情所采取的就业促进措施具备有效性。高校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所采取的就业指导与服务措施主要包括：尝试拓宽毕业生的就业渠道；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招聘；提供就业指导服务，开展线上就业指导；强化对就业困难群体的帮扶；适当延长高校毕业生的择业时间等。
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在2005—2019年保持平稳变动，说明高校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高校就业工作绩效，但这种提升的幅度是有上限的。高校毕业生直接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搜寻与博弈，会依据自身求职意愿进行自主择业。当前，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一些关键要素和发展趋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单位和众多的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招聘毕业生的主力军，构成了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中“长长的尾部”，表现出就业需求的丰饶性和多样性。
大学生中出现“考研热”、“考证热”、“考编热”等教育和就业热点现象，就业观念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有学者对2003—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的特点和变化趋势进行统计分析和理论解释发现，毕业生就业观念最突出的特点是偏好经济价值和个人价值，且对经济价值的重视程度超过个人价值，而社会价值一直未得到重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我国自1997年正式确立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财政机制，受教者个人支付高等教育成本的较多部分，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投资方。在当前国情下，个体接受高等教育很大程度上被家庭视作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高等教育受教者个人投资收益的高低，包括更高的个体收入以及更高的社会阶层，成为家庭决策高等教育投资的重要指标。在我国存在明显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背景下，过高的保留工资是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选择慢就业或者自愿性失业的主要原因。
高等教育大众化绝不仅仅只是量的增加，更应该有质的提高。学术界一般认为，高等教育质量与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不高是毕业生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原因，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但2005—2019年，高校就业工作绩效基本处于平台期，主要由于企业作为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体，在维持生产正常运行及控制人力资源成本需要的约束下，其用工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从而限制了高校就业工作绩效的持续提升。
第一种情况是在经济快速发展且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即使高校间人才培养质量存在客观差异，其最终的毕业生就业率也可能趋同。我国于2006年正式启动了高职示范校建设项目，对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重大改革，强调高职教育要面向市场，以就业为导向，以工学结合、校企结合方式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在2006年前后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适龄劳动力人口供给减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沿海很多地区出现了“用工荒”现象。虽然高职院校培养模式的改革在示范校、骨干校和普通校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有研究发现，由于许多企业和工作对高职院校毕业生用工需求的增大，不同层次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就业率不存在显著差异，都呈现供需两旺的局面。
第二种情况是在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都比较平稳的情况下，高校教育质量对毕业生就业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并且这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加强，但高校间的人才培养质量差异改变的主要是院校间就业机会的分布，而非就业容量的提升。以高职院校为例， 2003年，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仅为55%。2006年，教育部开始着力提升高职院校的办学质量，推动高职院校由教育层次向教育类型转变。在我国目前的产业格局下，企业会优先雇用成本更低且更能满足实际工作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专科毕业生，而不是成本较高且缺乏应用能力的普通本科毕业生。高职教育培养出的高技能人才在越来越受到企业欢迎的同时，地方普通高校本科生就业问题就暴露出来。2015年10月，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确立应用型的类型定位和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责使命。
第三种情况是在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需求都比较萎靡的情况下，即使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水平很高，依然会面临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在国际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叠加的背景下，有研究调研了某省4所不同类型高校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期间本科生的延期毕业情况。数据显示，某 “双一流”高校延期毕业率约为12.5%，三所普通高校的延期毕业率约为6%～7%。据报道，有的研究生为了以应届生身份找到更好的工作选择延期毕业；有的本科生因准备考研选择延期毕业，甚至为此主动挂科。
综上所述，用人单位对高校毕业生的招聘数量主要由其经营状况决定，因此，高校需推进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发展需求侧精准匹配，围绕用人单位的需求和反馈持续改进人才培养过程，提升高校人才培养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度。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监测体系有助于确保各方面客观、真实、全面地掌握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并作出科学决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对切实保证高校乃至社会的就业形势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通过构建包含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和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的毕业生就业影响机制方程，分析高校毕业生就业供需两侧联动机理，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第一，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受劳动力市场供需两侧因素的共同影响，高校就业工作绩效考核制度的科学开展有赖于厘清毕业生就业供需两侧因素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利用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控制就业需求侧的波动状况，进而得出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结果表明，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和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同毕业生就业率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就业供需两侧指数的提升都会增加最终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此外，劳动力市场对于毕业生的就业吸纳能力是影响毕业生就业率变动的主要因素。
第二，高校可以从供给侧以更高的就业工作绩效对毕业生就业率产生促进作用，其中，高校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能有效提升其绩效指数，进而改善毕业生就业状况。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在毕业生就业率考核制度实施初期呈现阶段式提升，使得高校毕业生就业快速摆脱非典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新冠疫情的冲击导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出现下滑，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逆势上升，从而对毕业生就业率下滑形成有效缓冲。
第三，高校就业工作绩效指数长期处于平台期，绩效表现的持续提升遭遇天花板，急需系统性解决方案。毕业生及其家庭作为“理性人”，他们对就业地区、单位类型和工作岗位的选择是基于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理性决策，其就业观念折射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就业观念的转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此外，现代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主体，其履行稳岗扩岗社会责任的前提是其经营状况改善和发展活力增强。高校对毕业生就业应负有限责任，单靠高校的努力难以完全解决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但现有的就业率考核体系模糊了毕业生就业责任主体的认定。
（二）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监测与分析，及时掌握就业岗位需求变化，完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适配机制。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监测体系应将就业需求侧纳入监测维度，提升就业质量和稳定性。相关政策文件强调，以产业人才需求和就业市场反馈为导向，完善人才供需对接体系。同时，要积极推进国家级人才供需大数据平台建设，定期发布权威性人才需求分析报告和行业需求指引。此外，还要建立常态化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调研机制，通过科学编制人才需求报告，实现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二，深入推进就业评价体系改革，引入增值评估确保高校就业促进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拓展就业评价结果的使用范围。就业率绩效考核制度能促使高校对毕业生就业工作更加重视，但是由于无法剥离劳动力市场景气波动的影响，以往很多创新性人才培养和就业指导服务措施都无法准确评估其提升就业率的真实效果。未来需要创新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估机制，建立分级分类的综合评价体系，将就业质量和工作成效纳入高校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学科建设考核等重要评价维度。同时，要充分发挥就业评价结果的导向作用，推动高校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就业服务水平。各地应积极探索构建科学、高效的就业工作评价体系，通过评价机制创新促进高校就业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发展，实现就业服务转型升级。
第三，推行数字赋能的就业工作模式，建立精准就业服务体系，有效提升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虽然高校对毕业生就业率并不负完全绩效责任，但通过高质量就业服务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依然是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的意见》对如何强化就业指导体系和健全求职招聘体系做出了具体的要求。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深入实施，大数据技术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开辟了新路径。高校应当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接就业市场需求，构建智能化就业服务平台，为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就业指导和高效供需匹配服务。同时，要着力建设全国统一的就业信息数据库，打造综合性就业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就业政策和服务信息的智能推送，切实提升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的服务体验。
第四，增强高校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有效扩大就业容量和提升就业质量，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现。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下，劳动力市场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吸纳能力是限定的，如果高校仅将增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匹配效率作为提升就业率的主要策略，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很有可能演化为一种高校间的“零和游戏”。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前提条件，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明确指出，全面提升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要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高校应锚定高效率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教育体系与产业体系、社会体系、科技体系有效对接，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完善招生、培养和就业的联动机制，强化人力资源精准供给，只有切实满足产业升级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才能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现。
未来，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监测体系还应纳入基于互联网的劳动力市场大数据。传统的劳动力市场现状描述主要基于随机样本问卷调查数据或者定期的普查数据，本质上都是对历史状况的描述。相比较而言，基于互联网的劳动力市场大数据，不仅具有海量样本，还具有动态性和即时性等特征，有利于对劳动力市场的细微变化进行有效感知，为分析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劳动供给与需求、劳动力流动等问题提供更客观、更直接的信息。互联网大数据与传统抽样调查数据相互补充，会使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监测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态势，从而提高利益相关者把握大学生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和高校就业工作绩效的准确程度。